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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苏区研究》任伟:《红军将士的死伤与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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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5 21:05: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红军将士的死伤与救治
2018年02月26日 14:20:17 来源: 《苏区研究》 作者: 任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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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仓促转向武装斗争,各方面都需从头做起,军事医疗即是其一。红军部队以工农群众为主,专业医务人才极为匮乏。中共一方面自己培养,另一方面以优厚待遇挽留被俘的国民党军医。这两部分人虽然都尽心尽力,但因出身、履历等方面差异,也存在不少矛盾。军事医疗看似是个技术问题,但其实也涉及到意识形态、革命权势转移等根本性问题。

  作者简介:任伟,男,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历史学博士。(北京10009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建军的起源与演变研究(1921-1937)”(17CZS058)

  红军早期以游击战见长,而游击往往意味着大范围、长时间地快速行军。部队奔袭过程中伤兵处置是个大难题:拖带着走,影响行军;安置医救,又没有稳定的后方医院;若遗弃不顾,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后人看游击战只注意到“灵动”的那一面,较为忽视这一“重负”。游击时期伤兵如何处理,值得关注。毕竟,那是革命军队起初面临的重大难题。【目前关于苏区卫生的研究有:叶宗宝:《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构建》,《中州学刊》2014年第12期;唐国平:《中央苏区红军卫生防疫工作的经验》,《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这些研究多属于介绍性质,对于红军的卫生情况缺乏深入分析。】

  根据地稳固后,红军开始建立医院,收容伤兵。毫无疑问,这一过程相当艰难。物资匮乏、医药短缺等自不必说。医务人员难寻觅,是最大难题。中共屡次招募医生,但来者不多。少数人,如傅连暲、戴济民等半路参加革命,虽然技术精良,可是出身不好,遭受很大排挤。中共军事医院,在人员、物资都不利的局面下,要处理大量伤兵,可谓步履维艰。

  一、游击时代的伤兵寄养

  南昌暴动后,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沿途多次遭敌袭击,伤员大增。中共由此开始面临伤兵问题。南昌起义部队初始约有2.2万人,8月底在会昌与钱大钧部激战,伤亡千余人。9月底潮汕再遭大败,只剩2500人左右,一部由董朗、颜昌颐率领进入海陆丰地区;另一部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湘南。短短两个月,2万余人的部队分崩离析,除逃跑者外,伤亡数量应该不小。因为当时没有专门的救护机构,所以具体数据难以统计。唯一可查者,会昌战斗后有300多名伤员被送到汀州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帮助救治。福音医院当时只有3名医生,医药极其短缺,傅连暲克服重重困难,医治了包括徐特立、陈赓在内的部分伤员。【穆静:《傅连暲传略》,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年版,第43-52页。】

  除少数人得到救治外,多数伤兵都无法安置。尤其是潮汕战败后,主力部队崩溃,担架人员四处逃散,加上又缺医少药,伤兵处境极为艰难。查阅当时的军事报告,可以发现医疗问题相当严峻。例如,第二师党代表陈恭报告:伤兵救护极坏,败退时,“所有重伤官兵,均遗弃道旁,无法搬运”。一般士兵见此惨状“均有触心之感”,多数人心灰意冷,令其作战,“均不愿勇敢牺牲”。【陈恭:《关于随军作战情况的报告》,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亲历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此番描述颇有现场感,生动展示出伤兵的境况。随军行动的周逸群也有类似观察。据其称,“兵伕因负担太重,沿途倒毙者甚多”,卫生队无人挑救护材料,“以致病者无药”,“死者无人安埋”,“其惨况非笔墨所能形容者”。【周逸群:《关于南昌起义问题报告》,《亲历南昌起义》,第75页。】

  伤兵无法处理,既表征着战争之残酷,也说明革命军队在医疗救护上存在缺失。一方面,中共此前没有军事经验,对伤兵问题未曾特别注意,所以事到临头,手足无措。另一方面,溃败来得太突然、太猛烈,加之部队不成熟,政治训练不够,士兵和伕子只顾各自逃命,导致伤兵被大规模遗弃。

  南昌起义失败后,一部分人(约有1500人)由朱德、陈毅率领前往湘赣边界。当时已是10月中旬,天气渐冷,行军途中不断有人掉队,陈毅等政工干部不断高呼“对有病的同志要扶起走”,不要遗弃不顾。【《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虽然极尽努力,但囿于客观条件,仍有很多重伤员没有办法安置。据杨至诚回忆,疾病到处蔓延,伤员一天天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有的就寄养在老乡家中,有的病势沉重,就在野营的树下或是小道旁牺牲了”。【杨至诚:《艰苦的转战》,《亲历南昌起义》,第314页。】10月下旬,部队抵达江西安远县时,只剩七八百人。短短十多天损失近一半,大部分是因为伤病而掉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南昌起义伤兵的遭遇很有代表性。游击初期,中共既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也没有稳固的后方,因而难以安置伤兵。例如,秋收起义部队就没有很好地救治伤兵,转战井冈山途中,很多伤病员“因缺医缺药死在路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当时担任连队宣传员的谭政回忆,“行军途中,两旁的丛草中没有多远,就躺下几个发出微微的颤颤发抖声音的战士”。【谭政:《三湾改编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这一情形与前述南昌起义很相似。此外,秋收起义部队中也没有正规医生,只有一个姓陈的小伙子,初学点中医,遇枪伤根本无法救治,而且担架人员也不足,伤员难以随军行动。【陈树华:《秋收起义的片段回忆》,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166页。】据张宗逊回忆,由于没有随军医疗条件,伤兵多半掉队失踪,只有少数安置在群众家。【《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1927年9月底,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改编过程中,毛泽东开始关注伤兵安置工作。当时组建了一个卫生队,何长工任党代表,专门负责收容伤兵。10月3日,古城会议讨论“安家”事宜,伤兵问题被重点提及。毛泽东后来与袁文才、王佐达成合作协议,在他们的帮助下安置了部分伤员,红军同时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医院。【《毛泽东年谱》上,第221页。】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个医院设在茅坪攀龙书院。书院是一个三层木质结构的房屋,一层是医疗室,住重伤病员;二层住轻伤病员;三层是前委办公室。曹鑅任院长,初期只有3个医生,加上看护和担架人员共20多人。医院没有西药,也没有床铺,伤员睡在铺着稻草的地板上,仅靠土办法治疗。

  医院设立之初,根据地不稳固,听闻敌人进攻,伤兵常常恐慌。1929年初,井冈山被攻破,伤兵来不及转移,“围剿”军队放火焚毁医院,一百多名重伤员被集体屠杀,场面异常惨烈。【《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负责守山的彭德怀后来反思称:根据地不稳固时,不能集中医治伤兵,因为一旦主力部队守不住,将全部遭殃。【《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彭德怀的看法不无道理。当时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若国民党集中兵力进攻,红军的任何一处据点都很难守住,因此集中医治的风险非常大。在彭德怀看来,根据地不稳固时,最好的办法是依靠群众掩护、分散医治,其实就是把伤兵寄养在百姓家。

  井冈山被攻陷后,红四军、红五军在很长一段时期都采用“寄养”的办法安置伤员。1929年初,彭德怀率部转战赣南,滕代远、邓萍等人途中负伤,没有办法随军行走,即被寄养在群众家。【《彭德怀自传》,第124页。】赖于地方党的帮助,他们得到良好照料,月余后伤愈归队。1929年10月,红四军在东江作战遇挫,撤退时无法携带伤员,朱德亦将百余名伤兵交予当地特委,由他们负责安置在百姓家。11月,经过广东平远县时,朱德又安置伤病员二百余人。【《朱德年谱》上,第165页。】很多革命者都有在百姓家养伤的经历。如李聚奎回忆,他在百姓家养伤时,百姓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每天端茶送饭,照顾很周到。【《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邱会作则回忆称,第三次反“围剿”期间,他家招呼了5个伤员,一切护理工作,都落在他70岁的祖母身上。【《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1932年底,军队医院普遍建立,但中革军委仍十分重视“寄养”政策。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中革军委明确要求各部队除把伤兵交送后方医院外,也应筹备本身的野战医院和“必要时寄医民家的计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1932年10月26日),高恩显等编:《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可以说,“寄养”是中共处置伤兵的一个持续性策略。

  把伤兵交给普通百姓看护,是战争史上比较少见的现象。中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自身条件不足,无法担负起照料伤兵的重任;另一方面,这个方针之所以能实行,关键在于红军与民众关系良好。民众的接受与拥护是“寄养”政策实行的保证。中共军队向来不是单纯打仗,尤其在根据地内部,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举措,红军与民众建立了十分紧密的联系。毛泽东讲“根据地建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抓住民心。1929年1月,滕代远报告边界工作情况时就提及,红军与当地农民关系特别好。赤卫队、红军掩护农民到反动地主家搬运谷米;红军受伤的官兵,都送到工农同志家里休养,“视同自己兄弟有过之无不及”。【《滕代远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12日),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1984年内部印行,第21页。】据苏区群众回忆,江西谢坊一个村曾照顾伤员90多个,万团村照顾80多个,平均下来,几乎每家都养过伤兵。【《四都红军医院的成立经过及成绩》,《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316页。】民众愿意照料伤兵,既有利益因素,也掺杂着情感因素。红军战士大都出自苏区,很多人与当地百姓有血缘或亲缘关系,因此“军民一家亲”有很强的情感基础。邱会作曾谈到:群众关心红军也就是关心自己的利益。苏区的农民,把自己的儿孙都献给了红军,几乎家家都是红军家属,所以,才会很关心红军伤员。【《邱会作回忆录》,第27页。】应该说,邱会作的这一观察非常敏锐。当红军离开苏区后,民众热情要降低很多。

  此外,地方党组织的健全与发展也有助于“寄养”政策之实施。首先,寄养家庭的选择需要地方党帮助。一般情况下,军队都是通过地方党将伤兵疏散到百姓家,因为地方党熟悉风俗民情,可以相对合理地分散安置。如多数情况下,都是优先安置到积极分子家,成分不好的家庭一般不予考虑,主要是担心他们不可靠。因为一旦发生告密,伤兵就几乎没有活路。其次,地方党还可暗中帮助购买医药,介绍伤兵归队等。一般来讲,士兵伤愈后,都要地方党部开具介绍信,才能归队。这既可保证伤兵一直在组织体系内,又可避免外来奸细乘机混入。可以说“寄养”过程中,地方党是非常重要的媒介。彭德怀曾谈到,在白区,有无地下党组织显然是不同的,地下党不仅能传送情报,而且能在撤退时帮助安置伤员。【《彭德怀自述》,第123-124页。】表面上看,伤兵救护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实际上却与革命的整体设计有关。不难想象,若中共军队只顾打仗,没有地方党建设,“寄养”政策恐怕就难以实施。可见,革命之成功得益于方方面面的配合,绝不是单纯的武力战胜。

  当然,“寄养”政策并非没有局限。有些地方百姓对红军不了解,或是党组织不健全,“寄养”政策就很难实施。如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时,中共采用过“寄养”办法,效果就不太好,关键是因为所过之地没有党和群众基础。毕竟,照料伤兵负担不轻,而且一旦被发现,还会面临“通匪”的罪罚。所以,若未经过充分的宣传教育,多数百姓都不会自愿照料伤兵。此外,就伤员的意愿而言,他们也不愿留在百姓家,只要能坚持,基本上都会随主力部队前行。这主要是因为留下的危险性太大。例如,红七军团北上途中,本预备留下一批伤兵,但许多人都“哭着不肯留在游击区”,宁愿自己出钱雇人抬着走。【《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报告》(1934年),军事科学院图书资料馆藏,第3页。】因为在游击区没有保障,主力部队撤走后,伤兵如同板上鱼肉,随时可能被地主武装宰割。李聚奎在百姓家休养时,就经常遇到地主民团下乡清查,不得不东躲西藏。【《李聚奎回忆录》,第60页。】一般而言,在游击区,伤兵被“寄养”后,生存风险很大。

  伤兵不愿意被“寄养”,但另一方面,部队为了快速行军,又不能携带他们。一边是个体生命,另一边是军队整体利益,此间的取舍异常艰难与残酷。秦基伟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1932年红四军方面军转战川陕,秦基伟在半途中胳膊受伤,当察觉到要被“寄养”到百姓家时,心情极为复杂。据其后来回忆称:我已经是红军了,而且入了党,当了连长,可以说,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红军了。现在不要我,让我到哪里去呢?这里全是白区,群众还不是很觉悟,把我们留在老百姓家里,要药没药,凶多吉少。敌人来了只好束手就擒。出于求生的渴望,秦基伟紧盯部队动向,后来偷偷尾随部队前行,但其他没有察觉或难以行走的伤员就被抛下了。秦基伟回忆称,部队开动时,“许多伤员根本就不知道,有的在睡觉,有的躺在门板上瞪着大眼看屋顶”。无可讳言,主力部队悄无声息地走掉之后,这些伤兵恐怕是凶多吉少。秦基伟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只是胳膊受伤,虽然伤口恶化,但还能行走。然而,几天之后,他伤势加重,部队再次准备将其抛下。这一回他直接找到部队领导坚决要求随军前行,好在只是胳膊受伤,上级未强加阻拦。秦基伟虽然被准许跟随主力部队前行,但一路上也相当艰难。行军途中既无药物治疗,也无人照料,伤口不断溃烂。据其称,从陕西到四川,一路上没换过药,干睁着大眼看着伤口一点点地溃烂,硬是没一点办法。行军休息和宿营的时候,解开绷带,任脓血往下淌,那个臭味,连自己都受不了。【《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46-51页。】战争的艰难与残酷在伤兵身上呈现最为直接,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革命之不易。

  部队封锁消息,悄悄留下伤兵,在长征前表现得最为典型。中央红军转移前多数伤员都不知情,甚至连当时受伤不能行动的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都被蒙在鼓里。1957年陈毅回忆此段往事时仍愤愤不平,称“要走,我们是最后才知道的。10月11日,他们全部离开根据地,10月10日才来通知我说要走”。陈毅批评到:“这是不对的。相隔只有五十米远,为什么不早些来告诉我?”“我当时在医院养伤,他们不吭气,要把我丢掉”。【《陈毅口述自传》,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其实被留下的不止陈毅一个,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伤员7000多人,都不知道主力部队要转移。

  从个体角度看,伤员被强行留下的确值得同情;但从战争全局角度看,对此亦不能苛责。因为一旦进入游击状态,伤兵更难处理,“寄养”是唯一的选择。此外,单纯从功利主义角度看,隐瞒转移消息有一定道理。因为若是伤兵提前得知消息,应该不会坐以待毙,估计很多人要大吵大闹,影响作战。两权相害,选择必定残酷。战争与伦理是一对极难调和的矛盾。

  伤兵处理是战争时期必然要面临的问题,中共起初没有特别注意,这一方面是因为没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具备。彭德怀曾谈到,在井冈山打游击时,“伤病员安置极端困难,给养靠自筹,医药无来源,这些是我在旧军队根本没有想过的事情”。“一切都是新问题,都要重新学起”。【《彭德怀自述》,第114页。】“寄养”就是在“重新学”的过程中发明出来的办法,虽然有种种弊端,但囿于客观条件,只能如此。1930年后,革命根据地逐渐稳固,建立医院,集中医治伤兵才成为可能。

  二、根据地内的医疗体系

  (一)医院

  伤员寄养在群众家,一来医治不方便,二来百姓压力也很大。1928年10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议建立较好的红军医院,院址选在大小五井和九龙地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后来红四军特务连长宋建盛在小井主持修建“红光医院”,1929年1月建成。当时原本计划修建四栋房子,最多可收容1000人,但因财力不够,最后只盖成一栋两层木质结构的房屋,内有32个房间,可容纳200名伤员。红光医院是井冈山根据地第一个设施较为完善的医院,但建成不久,即被敌人焚毁。1967年,当地政府在小井旧址依原样重修红光医院,改名“小井红军医院”,供参观纪念。

  从1927年底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到1929年1月被迫撤离,红军大小战斗不断,几无喘息之机。因此虽然有建立医院的意识,但成效并不显著。1929年3月,红四军攻占长汀,部队随后进行整编,医疗救护系统才进一步完善。首先是健全军队医疗体制。红四军总部成立军医处,鲍平任处长;各纵队设卫生队,一纵队长张纲;二纵队长叶青山;三纵队长张令彬。其次,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1929年6月,红四军打下龙岩,朱德找到闽西地方党负责人傅柏翠,要求其将百余名红军伤员送到蛟洋老区,并创办一个红军医院,即蛟洋红军医院,又称闽西后方医院。【《朱德年谱》上,第148页。】院址设在上杭县蛟洋石背村的“傅氏宗祠”,祠堂系土木结构,大小40余间房屋,共可收治伤病员300余人。院长陈永明,有中医2人,西医1人。大约同时期,红四军又接收龙岩爱华医院,后来将其发展为福建军区后方医院。1929年9月,才溪乡成立一个医疗所,后改为才溪后方中医院。【高恩显编:《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历史简编》,人民军医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总体而言,朱毛红军转战赣南闽西后,医院条件与伤兵救护有长足进步。这一方面是因为军队作战经验增长,更加注重伤兵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赣南闽西的敌人较弱,红军很快占据一片稳固的根据地,能够相对从容地建设医院、收容伤兵。反观井冈山时期,不仅战斗频繁,而且敌军较强,军队整日穷于应付“围剿”,很难腾出精力去顾及伤兵问题。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曾将“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作为巩固根据地的三个办法之一(另外两个是“修筑完备的工事”和“储备充足的粮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18页。】虽然有此意识,但井冈山时期的医院建设并不成功,转战到赣南闽西后,“建设较好医院”的想法才落到实处。可见,伤兵救治不仅是思想认识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医院建设与整体革命环境密切相关,若是大环境不利,想法再好,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闽西医院虽然比井冈山医院有改进,但并不是没有问题。以条件最好的蛟洋医院为例,1929年底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批评其有九个缺点:一、无组织状态;二、医官和医药太少;三、医官卖私药;四、不清洁;五、御寒衣被不够;六、看护兵太少;七、饮食恶劣;八、房子窄;九、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因为有这些缺陷,“以致伤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若以发展的眼光看,这些批评不免严苛,毕竟井冈山时期的很多设施还不如闽西。但毛泽东严责蛟洋医院,并非是从医院本身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而是以伤兵为根据,属于精益求精式的要求。批评之后,毛泽东又提出种种改善办法,如健全卫生机关,要求各机关更加重视卫生问题,各种会议上要充分讨论,“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伤兵衣被除公家尽力置办外,“应该在各部队发起募捐”。【《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120页。】

  古田会议花大量篇幅讨论伤兵问题,后来实施效果明显。首先是建立战地救护体系。1931年5月3日,第二次反“围剿”前夕,红军发布《战前各种固定事宜的训令》,令各军医处在前线绷带所与后方医院之间迅速成立野战医院,以便收容伤兵转送后方。【《朱德年谱》上,第220页。】轻伤员在前线绷带所由卫生队包扎,重伤者送野战医院,野战医院再进行区分,将受伤最重者转送后方医院,较轻者就地治疗。各医院分工明确,这就克服了游击时代抛弃不顾的缺陷。

  其次,各军成立军医处,团、营、连成立卫生队,明确规章制度。1931年6月27日,第三次反“围剿”前,总军医处成立,贺诚为处长,全面统管卫生工作。此后,诸多卫生章程相继颁布,伤兵统计表、门诊疾病分类表、死亡诊断书、死亡调查表、军医调查表、卫生干部调查表、看护表、诊断簿等开始运用实行。医院每月25日都要收集相关材料,向上级填报。【戴正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卫生工作组织情况及一般工作方法》,《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260页。】总军医处还对各卫生部门的编制做出详细规定,如团卫生队,医生2人、看护员10人、担架队员72人、其它炊事等杂务人员134人;师卫生队,医生2人、看护15人、运输员8人,合计90人;师还需配备专门的担架队,担架72付,分6排,每排3班共18班,每班12人;军团卫生部,医生1人、运输员12人、担架队24人,合计94人;方面军,医生1人、担架36人,总计145人。《【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89页。】至此,中共军事医疗体系已初具雏形。

  再次,医院数量增加,收容能力提升。1931年9月,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报告,红军总医院设在宁都,共有四个分院。分院之下设所,伤兵多分住在所里,医院伤兵有3000余人。【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据不完全统计,至长征转移前,苏区有第一到第十后方医院,每院下设5~6个所,每医疗所可收容约300名伤员。此外还有6个兵站医院,2个残废院,1个疗养院。【戴正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卫生工作组织情况及一般工作方法》,《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264页。】相较于井冈山时期的一栋小木屋,这番规模可算相当宏阔。

  短短五六年时间,红军医院从无到有,规模迅速扩张,这在战争年代很不容易。一方面,战争本身极为残酷,红军在极小的范围内,既要打仗,又要搞后方建设,难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与其它革命事业不同,医院建设是技术活,不能单靠蛮力。“打土豪、分田地”,只需人多势众,便可干成;但伤兵救治需要专门技术,很难一气呵成。通常而言,革命者善于破坏拙于建设,但在伤兵救护问题上,中共展示出的建设能力令人赞叹。

  最后,对医药问题作些补充论述。红军医院在形式上日趋完善,但在内容上却不够充实,医药短缺是关键。大体言之,红军医药来源途径有四种:第一,取之于敌,主要靠战场缴获。如第一次反“围剿”击败张辉瓒,红一方面军即要求在打扫战场时“各部须注意搜集西药”。第二次反“围剿”时,缴获敌人两个团的卫生队,得十五六担药。【《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一至八次会议记录》(1931年5月-6月),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组编:《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1979年内部印行,第110页。】另一个办法是拿俘虏交换。据国民党将领李默庵回忆,第三次“围剿”期间,国民党五十二师一团长刘嘉树被俘。为营救,李默庵派人与中共联络,中共提出要一批战场急救药品,李默庵送去整整26担药品,换回刘嘉树。【《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第二,利用中药。苏区边界多深山老林,中药材丰富,地方党组织乡民上山采药。中药主要治疗慢性疾病,不适合战场急救。第三,自行制造。1932年中共在苏区开办卫生材料厂,利用当地原料,加工制造纱布、漂白粉、酒精等,同时也生产一些中药丸,用于治疗感冒、痢疾等,但无法生产外科用药。第四,通过地下党,秘密到白区买药。此办法风险性较大,加之国民党严密封锁,能运到苏区的药物不多。【《通令——动员群众帮助红军》,《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50页。】例如,1931年闽西苏区主席谭震林让傅连暲派人去上海买药,第一批药品安全运回,但第二次即被陈济棠军队捕获,所去3人全部被杀。【傅连暲:《1937年对记者的谈话》,傅维康、傅维暲主编:《傅连暲诞辰100周年纪念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总之,红军的医药来源途径都不稳定。打胜仗时,可依靠战场缴获;然而一旦战事失利,不仅伤兵剧增,药品也同时断绝,可谓雪上加霜。医药短缺的困局迟迟不能破解,一方面是因为根据地太小,中共虽有建立药厂的计划,但一直难以突破技术与原料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共革命的地域特征也不利于医药获取。西药属于稀缺资源,本来就很难向乡下流通,加之国民党封锁,乡村医药更是奇缺,而红军又恰恰活动在乡野。乡村革命有便利处,亦有局限。比如说粮食问题,红军可以用“打土豪”的方式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但在医药问题上就束手无策,因为药铺多集中在城市。当然,一旦攻入大城市,红军也能用类似“打土豪”的方式获得药物,比如攻占长沙、吉安后都曾大有斩获,但这种机会毕竟不多。

  医疗救治并非是单一的卫生问题,革命的整体环境对其影响很大。一方面,革命者极尽人事之所能,如建设医院,收容伤兵等。另一方面,囿于资源、技术限制,某些方面只能听天命。

  (二)医疗与政治:医生来源问题探析

  中共革命的主体是工农群众,因此医务技术人员极难寻觅。秋收起义部队最初只有几位中医,没有西医。1928年5月红四军缴获一批西药,部队里的几个中医连说明书都看不懂,最后只得求助被俘的敌军医官。【张友南主编:《井冈山斗争大事档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页。】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数次写信给中央述说医疗困境,恳请中央派送医生和药品,但没有什么回应。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央最初对井冈山不是很重视。直到1930年1月,中央军委才在一份报告里提到,红军缺乏医疗技术人才,各级党组织以至中央要尽量寻觅,同时还需从莫斯科抽调一批人来。一年后,以贺诚为首的一批医务干部被派到中央苏区。

  从以上简略叙述中,可知中共军医共有三种来源。其一,当地医生,以中医为主。一般是红军占领某地后,经过动员,说服他们加入革命队伍。其二,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医官。他们懂现代医学技术,救治水平高。最初人数较少,但随着战事推进,数量不断增加。其三,1930年后中央派遣过来的红色医务干部。这批人根正苗红,一到苏区即掌握医疗卫生系统的大权。总体上看,这三批人既有交集也有明显的分野,地位角色各有不同。

  首先讲地方医生。因中共动员而参加革命的地方医生中,傅连暲最具盛名。他早年随父母在长汀教会工作,自幼加入基督教,是虔诚的基督徒。1925年任长汀福音医院(基督教会开办的医院)院长。1927年救治过南昌起义部队的伤兵。当时之所以救助,并不是因为同情革命,而是受基督教“博爱”理念的影响。在基督徒傅连暲看来,若根据政治立场去区分对待伤员,缺乏职业道德,不符合基督精神。所以,无论国共伤员,他都一视同仁。1937年傅连暲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坦承,“在我做医生的这个时间,我替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一样地服务”。1929年3月,朱毛红军到汀州,一些士兵得天花,傅连暲帮助接种牛痘。此间,他与毛泽东首次接触。【傅连暲:《1937年对记者的谈话》,《傅连暲诞辰100周年纪念集》,第6页。】虽然抱着“普度众生”的信念,但傅连暲的行为却引起国民党疑忌。因为救治中共伤员,其堂弟和侄子先后被指为共产党而遭捕杀,傅连暲本人也岌岌可危。一边是国民党逼迫威胁;一边是中共联络优待,傅连暲最终倒向革命。1933年2月,经毛泽东动员,傅连暲把医院由汀州迁往瑞金,完全归附红军。【《毛泽东年谱》上,第394页。】

  红军中另一个较为著名的地方医生是戴济民,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原本在吉安开设私人医院。1930年10月,红一军团攻占吉安,受伤战士一千余名。为争取戴济民,毛泽东、朱德、罗炳辉、谭震林、张宗逊等将领亲自拜访。在诸多将领劝说下,戴济民最终参加革命,主持建立“工农革命红色医院”。医院下设四个连,第一连收重伤员;第二连收轻伤员;第三连收下腿溃疡;第四连收内科病。医院当时共有7名医务人员,负责救治八百多伤兵。1931年3月,戴济民入党,任红一方面军总医院院长。

  傅连暲、戴济民的事例一方面说明红军求贤若渴,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医生本身对革命不热心。他们参加红军都需要长时间动员争取。不难想象,傅连暲、戴济民等既然能在城市开医院,生活自然不差。这批人对阶级革命肯定不会太感兴趣。总体上看,革命对医生不具有吸引力。检视史实可发现,很少有医生主动参加革命,多数情况下都是红军将领“三顾茅庐”,傅连暲、戴济民等就是显例。除此之外,红军请医生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1929年红五军攻占大冶,军长何长工亲自到当地的普爱医院,半是动员半是强迫全院医生到红军中服务。但后来只有饶正锡、何复生、陈春甫、陈复汉、石恩赐等5人留下,余者皆伺机逃走。【饶正锡:《红三军团卫生工作的一些回顾》,《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281页。】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也曾“挟持”一部分青年医生,但红军撤出长沙时,大部分逃离,只有很少数人留下。总体而言,革命对技术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不大。红军当时最缺乏的人员有三种:医务人员、报务人员、军械修理人员,都是技术性人才。具体到医生,红军部队每打到一个地方,都会去当地医院请求医生参加革命。【董家龙:《红二方面军早期卫生工作的回忆片断》,《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375页。】但是,医生参加革命的过程比较被动,积极主动来的比较少。

  红色军医的另一个来源是敌军医官。中共对俘获的技术人员通常都很优待,医生即是其一。从国民党方面过来的医生数量众多,据红色医生涂通今回忆,俘虏过来的医务人员比派遣和动员过来的都多。【涂通今:《红军长征中的卫生工作》,《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356页。】其中较为重要者,如李治,毕业于南洋医科大学,原本在张辉瓒十八师六团任上尉军医。第一次反“围剿”时被俘,后参加红军,任红军第一医院院长。李治曾为身负重伤的罗瑞卿成功手术。长征中周恩来重病高烧,也是经其医治。戴正华,亦毕业于南洋医科大学,原本在国民党五十六师任少校军医,第二次反“围剿”时被俘,后在红三军团工作,曾任医务科科长。其他被俘虏过来的医生还有:段治中、吴清培、陈义厚、姜齐贤、孙仪之等。这些人大都受过正规医学教育,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总体上看,被俘获的国民党医官大都能很快为红军服务,很少逃跑。这一方面与中共严密监视有关;另一方面,与优待有关。当时,中共对待俘虏医生的政策就是多发钱,提高待遇,使其安心工作。【徐金元:《湘赣省军区红军后方医院》,《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4页。】据孙仪之回忆,他与李延年、俞翰西等几个人是国民党军队过来的医官,被派遣到红军卫生学校教书,每月发津贴60元。【孙仪之:《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在瑞金》,《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280页。】要知道,当时红军战士每月伙食费仅5元左右。另一位红色军医刘达也回忆称,红军对俘虏来的医生特别照顾,伙食费比伤病员还多,每餐还另加一个小菜。【刘达:《红军第一后方医院在宁都县安福的情况》,《回忆中央苏区》,第195页。】为争取国军医生,鄂豫皖苏区还特地颁布优待医生条例,规定:从国统区过来的医生必须维持其生活;家属愿意耕种者,可以分得土地;子弟有免费受教育权;苏维埃应把好房屋分给医生,不纳租金;子女看病完全免费。【《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优待医生条例》(1931年9月1日),《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25页。】中共为留住医生,花费颇巨。这说明,革命动员并不全然是靠精神宣传,物质吸引也相当重要。

  检视革命卫生工作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本地医生和投诚而来的国民党医官有开创之功。苏区时代,傅连璋、戴济民、李治、陈义厚被称为医界“四大金刚”。这四个人,两个是本地医生,两个是国民党医官。在贺诚等中央来人到苏区前,红军的医疗工作主要由他们负责。但1930年后,事情开始起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央派遣大量医务人员进入苏区,不可避免地对旧医务干部造成冲击;另一方面,随着正统意识形态的强化,出身不好的医务人员,大都成为嫌疑分子,须接受严格审查。尤其在肃反激烈时期,很多旧医务干部被枉杀。俞炳辉回忆,福建第二军分区卫生处主任,为人正派,医术高明,但因为是旧军人出身,军区领导总怀疑他靠不住,国军进攻时,为防止其投敌,就把他软禁关押,后来在肃反中将其杀害。【俞炳辉:《汀清连军分区纪事》,中共连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连城党史资料》第2辑,1984年内部版,第4页。】1934年傅连暲也被打成AB团,几乎要被杀头,后得张闻天施救,才幸免于难。“左”倾意识形态笼罩之下,国军医官和本地医生遭受残酷冲击。例如,搞肃反异常激烈的湘鄂西苏区就有大批医生干部被杀。【陈植云:《关于洪湖的红军医院点滴情况》,《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379页。】闽西苏区也把医院中仅有的几个医生认定为“社会民主党”。【《中共闽西特委军委后勤工作情况》(1931年6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苏区后期,优待医生与大力审查并行不悖。一方面在物质上给予他们良好待遇;同时又在思想及政治立场上保持警惕。这大概是中共对待“白色”或“灰色”技术人员的普遍态度。正统革命意识形态要求出身纯正,极力要把革命队伍“纯洁化”,带有强烈的“排他性”;但另一方面,革命要扩张,要解决它遇到的难题,就必须要具有开放性,要吸纳“杂色人等”。无可讳言,很多时候,革命的功能性需求与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要求存在冲突。此种紧张一直是革命党人需要调节的问题,“度”的把控很重要。中共前期的调控不算成功,革命的排他性太强烈,只有当“联合统一战线”理论成熟之后,中共革命才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及包容性。苏区时期虽然吸纳了诸多“白色”或“灰色”技术人员,但在理论上一直没有一个圆融的解释,因而一旦搞起肃反,这批人往往首当其冲。

  红军医疗系统中的第三批人是中央派遣来的,多数是1930年后才进入苏区。193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委、军委及各级党部从速调查所管辖区域中的医务人才,汇总统计后提交中央军委。8月3日,中央正式通知决定把全国党组织下的所有医学技术同志,只要身体健全的,无论如何即刻调来中央,先到专门卫生学校接受短期训练,然后送到各红军中去。【《中共中央关于为红军征召医务人员的通知》(1930年8月3日),《后勤工作文献(1)》,第40页。】8月4日,革命互济总会也发出招聘军医的通知,并给各地党部下达具体指标,最多者如武汉50人,最少者济南、广州等也要10人。中共招聘医生薪水很高,分五个层次,每月发50、80、100、150、200元。【《中国革命互济总会关于加紧聘请军医的通知》(1930年8月4日),《后勤工作文献(1)》,第42页。】这与苏区优待“白色”医官的做法相近。可见,不论是苏区还是白区,医生都是稀缺资源,都要靠“利诱”。

  虽然中共开出的薪水丰厚,但应聘者不多,毕竟干革命的风险太大。况且,医者之家一般都无柴米之忧,通常不会像贫下中农那样急切地为钱财而革命。考察去苏区的医务人员,可以发现,很少有人是招聘来的。贺诚、陈志方、彭龙伯、鲍平、王立中、唐义贞等人都是在大革命时期即加入中共,1931年去苏区时,已经有长时间的革命经历。例如,贺诚是1925年加入共产党;陈志方1926年加入共青团;彭龙伯1926年加入共产党;唐义贞在1928年被送到莫斯科学习。总之,这些人去苏区前都已深度参与中共革命,并非临时起意。

  中央派遣过去的这批人基本上都是干部身份,他们一到苏区就接管了医疗卫生系统的主导权。如贺诚1931年4月到苏区,随即创建总卫生部并担任部长,全面统管医疗卫生工作。11月,第一所军医学校暨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后改名为红军卫生学校)创办,贺诚兼任校长、政委,陈志方担任教育主任。唐义贞到苏区时年仅22岁,即担任红军卫生材料厂厂长。彭龙伯、王立中也都曾担任过红军卫生学校校长、政委等职务。外来卫生干部迅速占据要职,实际上与整个革命权势转移有关。其中的一个大背景是,1930年后,中央派遣大批干部进驻苏区,旧干部大都被边缘化。毛泽东曾愤懑地讲“钦差大臣满天飞”就是指这个时期。李维汉后来也讲,“钦差大臣满天飞,所到之处,总是摄取首要职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页。】就个体来说,外来医务人员未必有意去争权夺势,但从效应上看,他们确实都占据高位。

  外来医务人员借助革命权势转移的大潮迅速上位,但并非尸位素餐。完善医疗体制是其最大贡献。1930年前,红军医疗工作虽有发展,但形式上没有统一规划,很多工作部署都属于“临时救急”性质。贺诚等人到苏区后,红军救护工作朝正规化、体制化方向迅速迈进。如健全卫生机构,师以上设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营设卫生所,连有卫生员,同时设立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后方医院、总医院等。可以说,1930年后,中共军事医疗体制在形式上已经相当完善。当然,内容上还有很多需要充实的地方。为规范卫生工作,使其有法可依,贺诚还主持制定了《卫生员工作大纲》《连一级卫生勤务》《师以上卫勤纲要》和《卫生法规》等。此外,他还编辑出版了《健康报》《红色卫生》《卫生员讲话》等书刊,在全军普及医疗卫生知识。

  虽然制度化、体系化是进步,但外来干部在短时间内制定出诸多条条框框,却让“游击”惯了的本地干部非常不适应。本地医生林之翰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位南洋医科大学毕业生来到苏区,本来大家满心欢喜,可最后却引发冲突。“洋医生”初来乍到,百般看不惯“土医生”的包扎方法,认为包扎所取子弹不卫生、不科学,坚持把伤员抬到后方,严格消毒、打麻药后,再按正规医疗程序开刀。但事实上,当时医疗条件根本做不到,本地医生坚持依如其旧;“洋医生”坚持按医疗章程办,反对“土医生”的“山沟”做法,并指责他们“封建”“落后”“违反科学”。【林之翰:《我们的红色医院》,《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402页。】这当然是极端例子,并非每个“洋医生”都这么迂腐,但在医疗理念与方法上,“土”、“洋”之间确实存在差异。通常来讲,“洋医生”讲求组织章程,倾向于按程序办事;“土医生”则是“拿来主义”,注重实践效果,不太受形式约束。应该说,这二者各有长短,但如何调适与配合却是个问题。

  红军中的三类医生功能与角色各异。在直接救治伤兵事宜上,国民党医官和本地医生出力最大;在制度设计上,外来医生起主导作用;在权力分配上,外来医生占尽优势,国民党医官最受压制。此种看似不太公平的现象,其实与革命权力的分配要素有关。通常来讲,革命权力并非全然“按劳分配”,出身、资历、思想倾向等因素在权力分配中占很大比重。这个问题在“六大”前后表现最突出,当时硬拉工人出身者上位,知识分子被全面打压。虽然后来基于出身的选拔标准稍稍弱化,但相关因素在中共革命传统中一直存在。国民党医官及“土医生”之所以“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与出身不纯正有很大关系。

  最后,除却以上三类医生外,红军自己也培养了一批医学生。1930年7月18日,闽西苏维埃通告招收医院实习生,令各县苏负责“三人或五人”,年龄18岁以上,26岁以下,粗识文字。【《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1930年7月18日),《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16页。】11月30日,江西总行委开办看护班训练班,招收30名学生到红三军中服务,男女不限,年龄20岁以下。1931年2月5日,兴国红色总医院创办女子看护学校,招生100人,年龄在15岁以上,22岁以下。【王良、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教育史》,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以上三则通告是目前可见的最早招生通告,但需要注意的是,招生的人员是去学看护,不是学做医生。

  1931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在苏区创办工农红军军医学校。12月招生,应考者200多人,最后挑选25人,其中正式学员19名,旁听生6名,年龄从16岁到30岁不等,文化程度普遍不高。1932年2月,军医学校在于都正式开学。军委主席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出席开学典礼。这是苏区第一个正规军医学校。

  军医学校的学制约一年。课程有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提要、药物学、诊断学、细菌学提要、外国文(日文、德文)、病理学提要、内科学、外科学、卫生勤务、皮肤花柳提要、耳鼻喉提要、军队卫生、眼科提要、法医提要等。【《红军卫生学校招考第四期简章》,《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120页。】军医学校第一期招生20人(该期学生1933年4月毕业)。第二期39人。1933年2月,第三期原本计划招生60名,结果仅有40人通过考试。1933年7月,第四期计划招收80人,但最后也没有录满。8月,军医学校迁到瑞金,与从汀州迁来的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合并,改名为红军卫生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全校师生编为2个大队,医科为一个大队,约有200人;其余各医护班为一个大队,约300人。此时,学校已初具规模,建设有图书室、解剖室、标本室等。1934年2月,招收第六期学员。至长征前,共招收9期,总计培养医学生686人。【陈志方:《在战火中诞生——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创办》,《革命卫生工作回忆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除红军卫生学校外,其它地方也相继开办了多所军医学校。如1932年红三军团总医院开办医务政治学校及看护训练班,至长征前,培训医护人员数百人。江西军区、福建军区开办了红色医务学校。如1932年1月,傅连暲在汀州开办红色医务学校,共百余人;【王良、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教育史》,第9-19页。】1932年12月,苏区卫生部开办卫生员训练班,要求每个战斗连选送1人。【《中革军委关于开办卫生员训练班的训令》(1932年12月23日),《后勤工作文献(1)》,第200页。】

  苏区卫生学校虽然培养出的学员数量不少,但在红军时代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一方面学制太短,学员在一年之内很难全面掌握医疗技术;另一方面学校开办得晚,很多人还没有毕业,根据地就已经失守。所以,苏区时期,医校学生不扮演重要角色。等到长征之后,在抗日战场和国共内战时期,这批人才开始充分发挥作用。

  (三)伤员处境

  关于伤兵处境问题,毛泽东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指出两方面缺陷:一、医药匮乏,伤员得不到医治;二、官长对伤兵态度冷漠,“甚至表示讨嫌”。行军时,官长对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骂,或无情地驱逐。其实,这两个问题在战争中较为常见。中共屡屡批评自责,与其说是做得不好,不如说是自我要求严格。

  总体观之,古田会议后,伤兵处境有所好转。首先,优先保障伤员的食物供应,如节省粮食运动中,只有伤员一天三顿都吃饱,其他人员每天只能吃两顿。【《朱德年谱》上,第220页。】此外,打土豪所得的鸡鸭牛羊也都尽可能首先送到医院,为伤兵补充营养。【《闽粤赣苏区军事会议决议案》(1931年4月),《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22页。】其次,发放休养费。从第二次反“围剿”时开始,重伤员6元,轻伤员4元。当时红军战士每天的生活费约1角,比照来看,4到6元已颇为可观。【《红军第一方面军对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有关后方工作的训令》(1931年5月3日),《后勤工作文献(1)》,第61页。】最后,精神关怀。地方党时常发动妇女群众慰问伤兵,如烧水做饭、洗衣服、洗绷带等;有时还组织人编唱戏曲,与伤兵联欢,予以精神安慰。1932年7月,崇义县委就号召群众送青菜、鸡蛋等去慰劳伤兵,并要求把慰劳品一担一担聚集好,再组织会说唱、会打锣鼓、会弄音乐之人,“沿途大道,吹吹打打”,“整整齐齐前去慰劳伤病战士”。群众到了医院,要找战士谈话,鼓励作战。【《中共崇义县委书记联席会决议》(1932年7月13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1992年内部印行,第330页。】如此具有仪式感的慰问,无疑可起到物质与精神双重激励的作用。

  通观整个苏区时代,大体上可以说前三次反“围剿”时,伤兵得到的照顾相对较好。这是因为根据地相对稳定,战争规模不是很大,中共尚能游刃有余。但到第四、五次反“围剿”时,战争规模升级,苏区资源损耗巨大,红军部队便难以周全,伤兵再次陷入艰难境地。

  首先是经费短缺。前三次反“围剿”时,红军缴获颇丰,加之打土豪有一定成绩,因此经费充裕。但随着战争加剧,红军入不敷出,伤兵休养及生活费用随之被收紧。例如,原先红军战士负伤就发休养费,可是1932年1月2日,中革军委通令:伤病员入院与出院时,各发休养费1元;但休养不满一月者,只发入院费1元,平时零用钱与部队相同,不另发休养费。【《朱德年谱》上,第254页。】1月15日,又补充规定:随队休养的伤病员每日伙食与其他人员相同,不另发休养费。【《朱德年谱》上,第257页。】明显可以看出,休养费发放日益严格。1933年7月10日,中革军委再次采取措施,严控休养费,规定:病员到达医院满20天的,发入院休养费,不满20天的不发;伤员只发负伤费,不发入院休养费。【《中革军委关于出院检查与发入院出院费的训令》(1933年7月10日),《后勤工作文献(1)》,第221页。】休养费缩减是战争经费短缺的缩影。

  随着反“围剿”形势日益严峻,到最后,不仅休养费取消,伤兵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如,瑞金兵站医院有1600人,每月需要1.36万元生活费,中央苏区没有办法筹足。在鄂豫皖苏区,张国焘报告,“特苏政府、军委、军队和党部穷的要命”,医院伤兵没有粮食吃。【《张国焘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分局文件1931-1932年)》,第40页。】皖西北特委则报告称,医院缺粮,向地方要,地方负责同志也没有办法,“弄得医院时常闹饥荒”。【《中共皖西北特委军委后方工作情况》(1931年6月),《后勤工作文献(1)》,第72页。】在湘鄂西,“有些战士从医院出来以后,就宣传红军生活怎样不好”。【《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湘鄂赣省委的信》(1932年》,《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分局文件1931-1934年)》,第130页。】因医院环境恶劣,有的伤兵不堪忍受,竟然自杀。1934年4月4日,中革军委就曾痛斥兵站医院对伤兵不负责任,导致出现“伤病员在兵站自杀的事实”。【《中革军委关于改善兵站对来往人员的招待与护送工作的命令》(1934年4月4日),《后勤工作文献(1)》,第323页。】大约同时期,陈伯钧去医院探望伤员时也隐晦提及,“招待方面欠周详”。【《陈伯钧日记·文选》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伤兵处境恶劣与整体战局有关,非人力所能改善。革命不易,伤兵是典型例证。

  全面困境之下,群众慰劳、护送伤兵的积极性大幅减弱。反“围剿”初期,群众热情高,担架人员好找。但战争后期,兵伕逃亡严重,担架不够用,伤兵遗落战场,无人抬运的现象时常出现。1933年2月,红五军团总结黄陂战斗教训时就批评到:担架员不能有组织、有系统地到战场上来,“部分受伤的同志半夜还在水田深谷中受苦”。由农民组成的担架队,害怕上战场。一些送饭的给养员,看到战斗激烈,“饭送到半路又返回去,好多部队一两天没有吃饱饭”。【董振堂、朱瑞:《黄陂战役战斗详报》(1933年2月28日-3月1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组编:《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第234页。】群众对伤兵态度冷淡,伍修权的一段有趣经历,可做印证。某次战斗中,伍修权受伤,因为身体比较壮实,块头比别的伤员大,老乡们嫌其太重,“先拣个子小的抬”,没有人愿意去抬他,最后只剩他一个人。到后来实在没办法,地方干部动员了4个人才将其抬走。【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群众选择性运输,侧面反映出他们的革命热情已被战争严重削弱。

  食物短缺,导致群众对慰劳活动也越来越冷淡。苏区后期,很多妇女都不愿意去医院照料伤兵,地方苏维埃没办法,只好用欺骗手段。宣称“招呼几天就回来”,但妇女发现受骗后,“一到医院就要回来”。又比如,兴国是苏区的模范县,但百姓对驻扎在该地的医院不但不帮助,“反表现恶意”,认为帮助医院是省苏区的任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通知秘字第八号》(1931年4月8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第39页。】总而言之,到战争末期,伤兵从群众那里得到的帮助越来越少,虽然中央屡屡通令要求:“各区乡如有伤病员经过时,应要烧开水和稀饭加以招待和慰问与护送”,但民众的热情没有被唤起。【《赣南第一作战分区通令》(1934年8月1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第412页。】

  战事吃紧、经费不足,加之百姓慰劳不积极,伤兵处境极度堪忧。1932年9月,罗炳辉曾隐晦地报告,激战过后,红五军疲惫不堪,因而行军途中大量伤兵落伍,医务人员“不胜收容”。【《部队行动情况报告》(1932年9月3日),《罗炳辉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10月,中革军委通令要求:若伤兵不能随队伍行走,均须设法收容安置,“不得遗弃路上”。【《中革军委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训令》(1932年10月10日),《后勤工作文献(1)》,第180页。】这或许是对罗炳辉报告的情况一种回应,但是随着战争形势恶化,遗弃伤兵的事例不减反增。1933年6月24日,陈伯钧日记中记载,行军沿途,发现卫生局抛弃的重病伤员2人,引起不好的影响。【《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24页。】稍后,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在总结硝石战斗的教训时,也隐晦提及“整个战斗中的收容落伍兵员工作很差”。【《江西东部硝石战斗详报》(1933年10月),军事科学院图书资料馆藏,第6页。】是年10月,中革军委再次批评到:伤员送后方时,沿途机关的医护人员没有妥善安置,致使部分伤员徘徊路旁无人照顾,有的中途掉队,也无人管理。【《中革军委关于爱护照料伤病员的通令》(1933年10月24日),《后勤工作文献(1)》,第273页。】伤兵倒毙路旁无人照料,此一情景与游击时代颇为相似。当然,中共绝非故意如此。战争后期,苏区人力、财力近乎枯竭,伤兵的遭遇必须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加以理解。

  最后,革命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也加剧了伤兵痛苦。苏区后期各种动员竞赛层出不穷,如扩红竞赛、购买公债竞赛等。大潮冲击之下,医院也被卷入竞赛。1934年总政治部要求在医院开展竞赛,争取伤病员迅速出院,每月要做到60%的轻伤员和15%的重伤员出院。【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在竞赛压力下,医生不得不“快速治疗”,未完全康复的伤兵纷纷被送出院。1934年红七军团报告,从医院归来的36名伤兵都未痊愈,归队不到10天,伤口发作;红九军团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向医院敲警钟》(1934年6月),《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193页。】伤兵被来回折腾,大受其苦。此类情况出现后,中央不仅不检讨,反而严责医生,认为医生中存在反革命分子,要求医院加强肃反工作,一些人因此被杀。【《关于医院政治工作的训令》(1934年7月10日),《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193页。】医生群体惶惶不安,导致很多人相互推诿,不敢给伤兵用药。革命竞赛原本为了更好地医治伤兵,但在实践过程中却急功近利,反而给伤兵带来更大痛苦。“竞赛”让医生背负着巨大压力,肃反更是导致不少医生被冤杀,救护力量被进一步削弱。

  战争年代,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迹不可胜数。具体到中央苏区,红军将士到底共有多少死伤?目前无法完全统计。但苏区人口被战争巨量消耗是不争的事实。医疗状况不佳,或导致死亡率进一步上升。1931年9月,欧阳毅就报告称,苏区“疾病率和死亡率至足惊人”。【参见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于上海),《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26页。】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损伤约2000人。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损伤约4000人,其中5月16日福田战斗,一、三军团伤931人,负伤率为3.2%;19日白沙、中村战斗,伤258人,负伤率为1.37%;5月27日广昌战斗,红四军伤208人,负伤率3.28%;5月30日建宁战斗,红三军团和十二军共伤300人,负伤率为1.5%。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损伤约6000人,其中8月6日莲塘战斗,红三军团伤426人,负伤率为3.5%;8月7日良村战斗,红三军、红四军伤440人,负伤率为4.28%;8月11日黄陂战斗,伤308人,负伤率1.5%;9月7日老营盘战斗,红军伤1939人,负伤率为7.99%;9月15日方石岭战斗,伤241人,负伤率为1.15%。【高恩显编著:《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历史简编》,第30-35页;《苏区中央局10月3日自瑞金来的长电》(1931年10月3日至24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0页。】第四、第五反“围剿”的死伤数量没有具体数据,但肯定要比前三次多。第四次反“围剿”时,红五军团同粤军在水口圩作战,仅十四军就有伤员1000多名,但圩子里老百姓一个也没有,只能靠部队自己抬到野战医院。【《孙毅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与此同时,其他部队也出现因伤兵太多而运送不及时的现象,中革军委还特组织运转伤兵委员帮助安置。【《朱德年谱》上,第283页。】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与敌人大打消耗战,伤亡无疑更大。

  可以想象,众多伤兵聚集在一起,再加上缺医少药,情形何等凄惨。戴济民曾描述过伤兵聚集的景象,令人印象深刻。1930年10月红军攻打吉安,伤员集中在青原山大庙中。毛泽东请戴济民救治伤兵。戴济民回忆称,“我们一到庙中,看到遍地都是睡的伤病员,既没有床铺又无盖被。下面光垫草,上面只盖皮、棉袍子。室内臭气熏人。苍蝇群集乱撞。揭开伤员的盖衣,只见骨折伤口和腹部伤口不仅流脓,同时成堆的蛆,粘遍伤口,已有三天无医无药,无人护理”。戴济民感叹到:此时此地,“铁石人见到这种情况,也无有不感同情的”。【戴济民:《红色第一分院》,《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310页。】此种情形在红军中较为普遍,很多伤者如陈毅、李聚奎等都曾讲述过医疗环境之恶劣,不同的是,他们是从个体出发,而作为医生的戴济民则看到了总体境况。

  其实,战争时期,不独红军伤兵境况凄惨,国军及其它军阀部队同样如此。据冯玉祥部队中的一位副团长观察,在中原大战时,“一批批经过简单包扎的伤兵,用破旧而肮脏的敞车装着往后方运送。他们身上血迹模糊,在车上既不能躺,又不能坐,乱糟糟地挤作一团,晴天晒得头昏眼花,雨天淋得浑身精湿,也没有人问一问,管一管,有的痛苦地呻吟着,叫唤着,有的用粗野的话发牢骚,骂爹骂娘”。【苏进:《从黑暗走向光明——回忆宁都起义前后》,《回忆宁都起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又比如,“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士兵都是北方人,到南方后水土不服,生病者极多,但医疗费完全发不出,每天死数十人。更有甚者,因为士兵死了,军官可以吃空饷,因此有的士兵还没有断气就被抬出去埋了。【董振堂:《致刘伯坚信和宁暴经过的报告》;《鲁瑞林的回忆》,宁都起义纪念馆编:《宁都起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47页。】不难看出,伤兵照料不周,不惟中共,国民党亦如此。应该说,战争对国共双方都是惨烈的,伤兵处境不佳,不是任何一方的错误,而是战争的必然结果。

  三、结语

  中共军队成立初期,因实力不济,只能以游击战去应付敌人的“围剿”,在居无定所的局面下,伤兵问题甚为棘手。最初,因经验不足,中共没有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但经过短暂的茫然无措后,中共很快找到了办法,这就是将伤兵寄养在百姓家。“寄养”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但就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已属最好的选择。革命不是纸上作画,其间的诸多困难,都是一步步从实践中生发出来的,因此也只能在实践中寻求解决之道。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应变不可谓不迅速,“寄养”政策之开创,在历史上可属发明。

  到井冈山后,红军便开始着手培养医生、建设医院。然而,因为地处穷乡僻壤,医疗资源匮乏,毛泽东等人虽极尽努力,但伤兵处境仍然较为严峻。从井冈山转移到赣南闽西后,红军控制的资源增加,部队正规化进程加快,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共军事医疗体系才逐步完善。然而,医疗制度完善的同时,人事问题也开始凸显。虽然同在革命队伍,但因为出身、理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原有医生与外来医生存在诸多不协调,这也充分反映了革命的复杂性。医疗救治看似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也牵涉到革命的意识形态与革命权势转移问题。应该说,医疗问题的艰难与复杂,正是革命总体面相中的一个具体反映。

  The death, injury and treatment of the soldiers in the Red Army

  Ren Wei

  Abstract:After the division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1927,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tily turned to the armed struggle and started again in all directions. Amongst these work, military medical treatment also needed to be rebuilt. Because the Red Army was mainly dominated by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the professional medical personnel were very scarce. On the one h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ained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s by itself. On the other hand, the CCP persuaded these captured Kuomintang military surgeons to stay with excellent payments. Although the two parts have done their best, they still had many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experiences. Military medical care seemed to be a technical problem, but it actually involve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ideology, the transfer of revolutionary power and so on.

  Key words:the Red Army; medical care; Soviet area; wounded soldier
红军将士的死伤与救治 (qstheory.cn)

我是龍舞,我有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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