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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所《濒临崩溃?实事求是评价文革时期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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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临崩溃?实事求是评价文革时期经济建设

  2010年11月01日 09:47 当代中国研究所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463条

  文章摘要:

  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各个领域造成了严重混乱,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应当看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了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发展。对此,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以后被不少著作和文章沿用,并发展为“文革”时期的10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评价(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49、3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至今仍有人使用。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用“经济的崩溃”作为标题来述说“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
  另一种说法是:整个“文革”10年,经济是有发展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显然是较大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然谈不上发展,并且涉及到“文革”10年经济建设的基本状况。因此,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据准确的历史事实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作者:陈东林,原题:《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首先,必须搞清楚,“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胡绳同志很早就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见《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第11页。)应当说,这是我们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阶段历史的基本准则。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

  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能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0_11/01/296099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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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9 12:00:57 | 显示全部楼层
揭秘:邓小平并不赞同文革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说            
                 
                    2012年09月19日 14:18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   作者:陈东林         
                                      
                                                 
  以后,“崩溃边缘论”开始发展为对整个“文革”时期10年的评价。有论者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49、3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此后,学术界也开始出现了“有所发展论”。

  1993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11]

  1990年,胡绳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第11页),从而为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提出了一个新的基本准则。按照这一评价的准则,“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

  学术界的争论始于199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举办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出版座谈会。会上,陈东林在高度评价该书的前提下,针对该书说“文革”十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从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无论以当时的工农业总产值计算还是换算为现在的社会生产总值(GDP),都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总量上与1965年相比也有较大提高,因而“濒临崩溃边缘”这一评价是不准确的。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但由于时间所限,会上未能展开讨论。

  1997年2月,王海光在《“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中说:

  近来有论者通过对“文革”中国民经济的发展数字的分析,对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文革”初期的经济可以说是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纵观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在看待“文革”中的经济情况时,大部分学者不赞同孤立地用数字说明“文革”经济发展的观点。持此论者指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三大危机:即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军事化的经济体制危机,教育水平继续下滑和轻视知识分子的人力资源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物资短缺和人口逆向流动的贫困化危机。认为说“文革”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是指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宏观管理混乱、微观发展动力不足的僵化状态而言。这是比具体数字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同年底,陈东林发表《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几点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从三个方面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进行了公开评述。由于发表的刊物专业性较强,并未引起较多关注。1999年5月,陈文经过压缩修改,以《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为题发表在《真理的追求》上,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不仅许多杂志、网站予以转载、摘登,中宣部《社科动态》(1999年12月1日)予以摘报,甚至德国《BERLINERCHINA—HEFTE》、香港《星岛日报》(2001年8月26日)也予以转载。

  陈文的主要观点是:从总体上看,“文革”时期国民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在年均增长率上,1967年至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为7.1%,社会总产值为6.8%,国民收入为4.9%;在阶段发展指标上,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了99%,翻了1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从生产水平看,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12]工业交通方面,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三线建设建立起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以及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等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1972年起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四三方案”,动用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西方和日本引进26个大型先进成套技术设备,建成了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石油工业1966年到1978年,原油产量年递增18.6%,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农业方面,1976年与1965年相比,在全国耕地面积下降4.1%、人口总数增加29.2%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由1945.3万吨增加到2863.1万吨,增长47.2%,人均占有量增加14.2%。科学技术方面,第一枚核导弹、第一枚氢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均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袁隆平等培育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的推广、秦山核电站的兴建,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

  陈文上述观点虽未见商榷文章,但据郭德宏2002年的一篇综述讲,也有学者对之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虽然保持了一定增长速度,但这种速度是靠多投资、多用人和单位产品的高消耗取得的;有的指出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文革”的功劳,而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对“文革”的动乱,坚持生产的结果;有的认为,“文革”时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政治对经济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存在巨大的波动性和曲折性,发展很不正常;有的认为虽然不一定再说“文革”时期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也不宜过分肯定它的成就,因为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经济的发展肯定会更快、更好。[13]


  这一时期,朱佳木的两篇文章《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6期)和《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4期),也涉及对“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评价。文章认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在“文革”时期“尽管遇到了干扰,但并没有停滞,而是在继续发展”。例如,大批铁路、油田等工业基础设施的建成,三线建设对内地工业不合理布局的改变,航天、核工业等国防科技和工业的长足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的兴起,等等。“文革”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那时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虽然放到了阶级斗争上,经济建设受到干扰,但并没有放弃工业化的目标。例如,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代表党和国家重申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包括第一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邓小平主持1975年经济整顿及制定国家“十年远景规划”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文章还指出,“文革”的经济建设受到的干扰来自两方面,除了要求生产为“革命”让路外,还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造成重大比例失调。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这两篇文章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研究的,但却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2006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文革”史研究座谈会上,学者们对“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评价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

  赞同“崩溃边缘论”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1、“濒临崩溃边缘”不能单纯从统计数字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各种经济关系严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极度降低等等。有人举例说: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由于军事工业畸形发展,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实际是到了崩溃的边缘。2、“文革”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准确。有人提出,如果按照美国学者的统计数据,将会得出另一个结论。3、“文革”结束后各地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确实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状况,全国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4、邓小平在1978年也曾用过“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不赞同“崩溃边缘论”的学者,主要观点是:1、研究国民经济状况要根据统计数据下结论。“濒临崩溃边缘”究竟应当如何量化,可以研究,但不应是发展速度增长和总量提高。2、“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很低,除了动乱影响外,也含有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3、1965年周恩来宣布国家战略目标第一步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叶剑英国庆讲话宣布我国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讲话中又回顾了这一历史成就。如果说这是在“濒临崩溃边缘”中完成的,无法解释。4、邓小平曾用“濒临崩溃边缘”并不代表邓的评价。有资料证明,1981年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根据邓小平意见,胡乔木否定了第四稿写进“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中国境外的说法,也有不同。1992年,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文版翻译出版。该书没有用“经济崩溃”而是用“经济破坏”来评述“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书中还把“文革”期间与“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做了对比,认为“大跃进”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灾难”,而“文革”虽然在其高峰时期(1967-1969)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实质上“只是一次严重的暂时干扰”,大多数国家都曾在某个时期经历过这种干扰。书中专门介绍了“文革”期间农村的小型工业发展,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4]

  2006年12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了季度研讨会,题为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会上李成瑞详细介绍了“文革”时期经济统计数字的由来,说虽然国家综合统计在1967-1969年中断了三年,但部门和地方的统计工作没有中断。财政、税收、银行、铁道、交通、邮电、商业、粮食、外贸系统一直在坚持或基本坚持统计,保存了重要资料。国家计委1970年5月14日通知,要求从1970年5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工业财务成本、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委收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经过一年半努力,核对了材料,纠正了某些夸大的产量数字,对数字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和鉴别。到1971年底,这三年数字基本补全。国家统计局将编出的《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69)》报送周恩来。周总理看后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印300本发送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统计局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对十年内乱期间的数据再次进行核对改正。1980年内部编印《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时,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核对。到1983年出版《中国统计年鉴》,才第一次公开列入了“文革”十年的统计数字。因此,李成瑞认为:“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15]

  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李成瑞指出,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是6.8%,国民收入增长率是4.9%,这样的增长率和以前的正常发展时期,如“一五”计划时期相比是低的,但就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看,并不算低。“文革”十年既有欠帐,有严重的损失,也有积累的财富,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我们既要看到教训,也要对确实增长的方面加以肯定。比如,“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对外引进就非常成功,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准,达到了二战以后最高的水平。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在1979-1984连续五年增产,与“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引进,大幅度增加化肥产量是分不开的。这也可以看作是“文革”期间经济上的一个贡献。

  胡鞍钢在新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总体上应属于“有所发展论”的观点。他指出:“从1952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

  具体到“文革“时期,他指出:“1966—1976年,毛泽东的个人分力与中国现代化合力作用方向几乎相反,他的负面作用起主导作用,中国社会出现了10年动乱,经济增长率仅为6.1%。”但是,两者相比较,他认为,“毛泽东个人对经济增长率影响作用为3%—4%,相当于这一时期(指1957—1976)经济增长率的1/3—1/4”。因此,他没有使用“濒临崩溃”的说法,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分力并没有改变毛泽东时代所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趋势,只是深刻地影响这一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发展速度。”[16]


  2007年2月,经中共中央审查批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出版。该书在第九章第三节“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中指出了中国自“一五”时期到1976年的20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还指出:“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17]书中以1976年为座标,从国内生产总值、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铁路交通运输、主要农产品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消费水平、中小学校及在校生总数、医院床位、全国人口死亡率、打破体育世界记录次数等方面,与1949年进行了比较。据了解,这一写法在征求意见时,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经该书编写组报中央申明理由后,保持了这一写法。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大上的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这个提法和过去相比,是增加了“一度”两个字,和薄一波著作的1967、1968年“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说法比较一致。

  以上可以被看成是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方面,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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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分歧的几点评论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党史、国史、经济史学界存在着各说各话的情况。有些历史学家限于对经济学不够了解的弱点,只从政治角度下结论。而某些经济史学者又限于对政治大环境的把握和研究不够,比较片面地强调数据和量化分析,缺少对决策、战略的理性分析。

  不少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者,虽然表示“濒临崩溃边缘”应当有量化的标准,不赞成离开经济数据去使用这一说法,但是尚未与党史、国史学者用互补的方式进行共同研究,对“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没有使用统一的统计口径进行量化评估。比如“文革”到底造成了多少数量的经济损失,就众说纷纭。

  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引用了这一数据。席宣、金春明著作据此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革”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败掉了1949年至1979年全部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同样一份家当[18]。

  也有人指出,这里讲的“损失”实际是指少增长的数量,不等于没有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竟不是一回事。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当达到的经济指标未能达到,即我们常说的,如果没有“文革”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显然,这是在正值基础上增长与应该增长更多的比较,而不是在“经济濒临崩溃”负值基础上与正值的比较。用不同模式推算得出的“少增长”数字,差异也是颇大的。即使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也要考虑各种因素,不可机械地比较。如上世纪90年代某些年全国国有企业的该效益即低于“文革”时期。[19]

  在定量分析方面,胡鞍钢的著作很有特点,专门用一节“对经济损失的定量评估”进行了分析,采用的方法是将估计的中国经济长期潜在产出率与实际增长率相比较。结论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1957—1978年期间实际GDP增长率为5.4%,低于7.5%——9%的模拟结果。”[20]

  二、由于“文革”时期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不能完全机械、静态地用正常时期的经济数据来定论,必须动态地看到结构、效益上带来的危害。同时,也要把“文革”时期一些经济决策与建国以来的长远经济战略联系起来考察,而不应通通归咎于“文革”运动。

  有人认为,有些长期和宏观因素是我们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状况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1、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投资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轻工业;处理积累和消费,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然后才能适当提高人民生活。这个原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有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反而低于1952年的395斤,这主要是当时粮食出口和“备战备荒”导致供应政策的需要,和经济增长无直接关系。实际上,“文革”时期,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从1965年的536斤提高到了1976年的612斤。

  2、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为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核打击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和国防建设是否“合算”。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也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3、为调整经济不合理状况付出的代价。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以“文革”时期为主进行的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使农村的生产条件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提供了保证。那一时期蓬勃兴起的对外引进和农村社队工业,实际上也是80年代对外开放和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先声。

  可见,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党史、国史、经济史学者共同协作,以调查分析得出的可靠经济数据,结合时代背景、历史条件、战略目标、认识局限等动态来进行分析的课题。笔者期望经过这种研究,能获得一个比较客观、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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